首先，能源電力發展的生態環境約束剛性化。大氣污染治理已經成為能源和電力工業發展的剛性約束。近年來，霧霾治理問題成為世界關注焦點，中國已于2013年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強力應對，2017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將降到65%以下（2012年這一比重約67%），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力爭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中國煤電發展布局也面臨重大調整。

溫室氣體排放控制開始對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形成顯性約束。應對氣候變化將在較長時期內持續影響各國能源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目前，國際氣候談判重點已集中到2020年以后全球碳排放控制整體安排上，中國多個省市已經在2013年啟動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未來溫室氣體排放控制將對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使用形成重要約束。

其次，能源電力發展的低碳清潔化。隨著生態環境約束的強化、以及低碳清潔能源技術經濟性的不斷提高，能源電力領域將經歷低碳清潔化的結構調整。

從全球范圍來看，一些發達國家已經提出了建立100%或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能源體系；繼美國取得突破后，頁巖氣勘探開發正在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掀起一輪熱潮。根據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30年，在全球能源供應中，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等低碳清潔能源的占比將比2011年提高6個百分點，達到46%；在全球電力供應中，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等低碳清潔電力占比提高10個百分點，達到64%。

綜合國內外研究機構的預測，中國的變化將更加顯著。到2030年，中國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等低碳清潔能源的占比將提高15個百分點，達到30%左右；在中國電力供應中，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氣等低碳清潔電力占比提高22個百分點，達到45%左右。

第三，能源供給與需求的互動化。從全球角度看，智能電網、分布式能源等技術快速發展，賦予了用戶更多的選擇權和自主權。用戶日益多元化的能源需求也要求實現供需雙向互動。需求側參與能源市場和供需平衡，響應供給側的變化和限制，也有利于促進能源企業創新商業模式，有利于減少供給側不必要的投資，提高系統整體效率和供給安全。

從中國角度看，中國提出的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將逐步改變傳統能源工業模式。一方面，將從以供應為主導轉變為供給側和需求側高度融合、協調配合，從全力保障能源供應轉變為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創建適應供給側承受能力和限制的新型消費模式。另一方面，風能、太陽能等間歇性可再生能源大規模發展，要求改變傳統的能源供需平衡模式和市場機制，要求需求側能夠響應供給側的變化和限制。

最后，能源合作發展的國際化。全球能源資源分布與能源消費中心的差異及變化，需要加強國際能源合作。未來全球能源消費增量將主要集中在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全球油氣領域出現了消費重心東移。隨著美洲國家非常規油氣資源的開發，油氣生產重心出現了西移的趨勢。能源輸入國和能源輸出國的角色在悄然轉化，這些都需要各個國家進一步加強國際能源合作，保障能源供應安全。

特別是中國，更加需要加強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費市場，而且是石油、天然氣、煤炭的凈進口國，未來也將是世界上能源消費增長潛力最大的市場，這都需要加強國際能源合作、融入世界能源市場。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能源企業也需要更多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致力于開展國際合作，開拓國際市場業務，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這也是世界一流能源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單位：中國華能集團公司技術經濟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