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25日電／廣泛用于各類高科技產品中的稀土，如今卻成了美、歐、日聯合向中國“發難”的對象。日前，美、歐、日已正式向世貿組織提起了對中國稀土出口管制政策的訴訟，挑起事端的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記者會招待會上公然宣稱中國限制稀土出口違反了國際規則。毫無稀土短缺之憂的美國挑頭將中國推上“被告席”，無疑是奧巴馬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再一次技術表演。
《上海證券報》報道，權威資料顯示，在全球已探明的一億噸稀土儲量中，中國占36%。與中國稀土儲量占全球第一的位置相匹配，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稀土出口增長了10倍，占比達全球稀土出口總量的90%以上。然而，“第一稀土大國”的地位卻未能相應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稀土定價權，以致稀土賣成“白菜價”。基于此，中國政府從2008年對稀土出口實施指標配額限制，國際市場的稀土產品價格相應出現了一定幅度的回升。
而與謀求稀土價格的話語權相比，長期無序的過量開采導致稀土資源存量急劇萎縮，更讓中國政府感到實施稀土出口管理的緊迫性。過去13年中，中國稀土資源儲量占全球已探明稀土資源總儲量的比重已降至30%，而按照現在的開采速度，僅能維持未來15至20年的需求。
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與升級對于稀土資源需求量的增大已是客觀趨勢。對此，國際社會理該正視。過去10年間，國內新興領域稀土應用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4.2%，每年對于稀土的需求量大約為5至6萬噸，占中國稀土開采總量的一半以上，其中釹、鏑、鋱、釔等元素預計在2012至2014年間將全部用于國內。在這種生態格局下，中國在首先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適當削減出口量并無半點過分。
更何況，中國國內90多家稀土分離廠的排放絕大多數都超過了國家“三廢”排放標準，50多年的濫采亂挖已形成許多對人身極具傷害性的“稀土湖”。通過管制稀土出口以遏止環境惡性退化，已是中國政府全力糾偏的重中之重。就此而論，中國限制稀土開采量和出口量，與美國為阻止含有放射性物質的廢水外泄而關注芒廷帕斯礦以及日本為防止對河流水質的影響而關閉足尾稀土礦山一樣合乎邏輯。
那么，中國管制稀土出口是否影響了國際市場上正常的稀土需求呢？統計資料顯示，去年中國累計出口稀土14700余噸，僅占當年出口配額總量的49%，不僅如此，按照每年稀土配額指標以上一年配額使用情況為參照的慣例，中國理應削減2012年的出口額，但為滿足國際市場的需求，中國打破常規維持了稀土出口量的穩定，全年預計出口總量將達3萬多噸。進一步研究發現，國際市場對中國稀土出口需求的相對減少，除了全球經濟復蘇步伐緩慢而導致相關企業對稀土的真實需求減弱外，還主要受全球稀土開采量增加、稀土替代技術和材料競相涌現兩種力量的驅動。顯然，中國的稀土出口管制會影響和傷及全球稀土的正常供應之說，缺乏必要的現實邏輯基礎。
由于美國共和黨一直在指控奧巴馬政府對中國過于軟弱，所以，在大選之前拿中國說事，無疑可讓奧巴馬贏得更多選票或轉移國內民眾視線。而對92%稀土進口量來源于中國的日本而言，當然是想借助美國的力量來鎖定廉價使用中國稀土的機會，以夯實其稀土儲備戰略。要知道，過去10多年，日本從中國進口的稀土資源僅三分之一用于工業生產，其余都被作為戰略儲備封存。至于歐盟也加入狀告中國稀土出口政策的行列，不過是在歐債危機的傾軋之下尋求“救生圈”的無奈之舉而已。
中國是全球稀土藏量最豐富的國家，但除了稀土分離技術世界領先，其他與稀土上下游相關的核心技術極度缺乏，特別是在稀土新材料領域，幾乎沒有自主知識產權。正因如此，多年來中國一直停留在原材料出口層面，稀土主要應用在傳統領域，高新技術領域的應用率只有13%，而美、歐、日則將86%以上的稀土用于高新技術。由于美、歐、日在有關稀土應用的材料科學、雷達、微電子產業上擁有很強的技術制造能力，如能在技術上與中國展開充分合作，或將部分稀土加工產業延伸到中國，無疑會在稀土資源進口上獲得中國的充分支援。
為了既能向世界表明中國稀土出口限制的有限性，又可在國際社會上贏得主動，可考慮出口管制的差別化策略。資料顯示，在目前國內的稀土資源結構中，輕稀土儲量相對較多，主要為民用，不妨成規模放開；儲量相對較少、開采難度更大、對環境的破壞更嚴重的重稀土，主要用于滿足國防戰略及尖端技術需求，則必須嚴格控制。我國的稀土分離技術在世界遙遙領先，大可鼓勵以分離技術為杠桿驅動企業“走出去”，以獲取更多國外稀土資源，這樣，不僅可以利用核心技術力量加強對國際稀土資源的滲透和控制，還能運用域外稀土資源調控對日本等貿易伙伴的出口量，更能減輕國內稀土礦的開采壓力，進而分散國際社會對中國調整貿易政策的敏感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