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南京大學專家工作組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全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2013-2017)》(下稱“氣十條”)實施的直接投資共需1.84萬億元，與之前預計的1.7萬億增加了8%。其中移動源污染防治的資金需求最大，是其他三部分之和的三倍還多。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主任助理董戰峰介紹，上述投資需求中，優化能源結構、移動源污染防治、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四個任務類別的投資需求分別為2844.00億元、14067.66億元、915.44億元和615.72億元。
董戰峰介紹，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重點區域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實施的直接投資分別需要2490.29億元、2384.69億元與903.58億元。其中，京津冀所需投資最大的部分是工業企業污染治理，長三角和珠三角所需投資最大的部分是移動源污染防治。
董戰峰對記者表示，由于目前未能形成穩健有效的大氣行動計劃實施的投融資機制，而且中央財政投入規模(2013年和2014年僅為50億元、100億元)相比于實際需求仍落差較大，所以我國大氣污染治理仍然存在投資總量嚴重不足，過度依賴政府財政性投入、融資渠道單一等問題。
從各地“氣十條”實施的進程來看，不少省市并沒有配套實施的投資預算，融資機制也存在多方面的問題，并沒有形成長效的融資能力。從中央財政投入規模來看，盡管有穩定增長，但是與需求相比仍落差較大，如從2013年、2014年國家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資金規模僅為50億元、100億元，與計劃實施的投資需求相差巨大。
在健康效應方面，報告在確定PM2.5暴露-反應關系來評估人群健康效益與PM2.5之間的關系的基礎上，根據流行病學研究方法的暴露-反應關系，對《行動計劃》實施后的健康效應進行定量化預測：
如果《行動計劃》實施以后，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的目標可以實現，那么到2017年，全國因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而減少的慢性死亡人數為11.06萬人/年。其中，河北省因實施《行動計劃》而減少的死亡人數最多。
從不同的健康終端來看，到2017年三大重點區域中急性支氣管炎的患病人數減少量最為明顯，遠高于呼吸系統疾病的死亡人數，這是因為急性支氣管炎發病期較短，而呼吸系統疾病致死亡的周期較長。相比而言，重點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所獲得的健康收益是最大的。
損失壽命的分析結果顯示，行動計劃實施后全國各省損失壽命年限下降，即壽命有延長趨勢。綜合看來，男性人均壽命延長0.24-1.48年，女性則為0.34-3.48年。總體壽命延長最顯著的是京津冀地區，特別是北京市，各項壽命延長年數均位居第一。年齡≤65歲的人壽命變化量較老年人(年齡>65歲)更為突出，其壽命增加范圍分別為0.37-3.77年與0.2-1.19年。
在社會經濟影響方面，報告預測，“氣十條”的實施能夠拉動GDP增長2.04萬億(五年合計)，增加就業崗位291.13萬個。其中全國大氣治理投資能夠拉動GDP增長2.82萬億元，增加就業崗位380.31萬個。淘汰落后產能將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增長起到負面作用，造成GDP減少7762.57億元，減少就業崗位89.18萬個。
三大重點區域相比，長三角地區所獲的直接效應最大為2782.03億元，京津冀地區所獲的收益僅為35.66億元，遠小于長三角和珠三角，這主要是因其淘汰落后產能量較大，其導致的負效應抵消了大部分環保投資拉動的正效應而導致。在重點行業發展方面，大氣污染防治計劃實施受益最大的行業是交通設備制造業、通用專業設備制造業和農林牧漁業。
報告顯示，“氣十條”的實施在拉動經濟的持續發展、拉動內需、解決社會就業等方面起到較為積極的經濟貢獻。GDP、居民收入和就業受益最大的行業是交通設備制造業、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和農林牧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工業、金屬制品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教育業和交通運輸及倉儲業等行業在各項指標中同樣屬于受益較大的行業。
上述報告建議，加大交通污染源治理等資金投入力度，保障行動計劃的順利實施。加大大氣污染治理資金投入，本著“誰污染、誰治理、誰投資”的原則，大力推進綠色環保產業發展。進一步加大財政投入力度，確保各項大氣污染措施落實并取得實效。
董戰峰表示，應特別加大交通污染源治理的資金投入力度，在淘汰黃標車、老舊車的同時，要加快新能源汽車的發展。在環境執法到位、價格機制理順的基礎上，中央財政統籌整合主要污染物減排等專項資金，做好大氣污染防治專項資金分配、使用與監管，對重點區域按治理成效實施“以獎代補”;中央基本建設投資也要加大對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治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央預算內資金支持，引導社會加大節能減排和防治大氣污染治理投入。
報告還建議，理清不同投資主體責任并推進構建形成穩定的投融資渠道和機制，政府要盡快完善大氣行動計劃投資的預算支出機制，注重發揮企業主體責任，提高環境違法成本，降低企業守法成本，完善環境稅費、排污權有償使用與交易等政策，促進大氣環境治理成本內部化，構建有效的環境資源價格機制;明確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發揮政府和市場的雙重作用。與此同時，拓寬和完善大氣行動計劃實施的投融資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