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關注建筑節能。1973年12月，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成員國宣布收回石油標價權，將油價上漲兩倍多，讓西方國家遭遇了第一次嚴重的能源危機，建筑節能技術的研究與推行自此開始。
建筑節能，主要是降低采暖、空調、照明等能耗，比如提高保溫隔熱能力，提高采暖、空調等的用能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加強科學合理的用能管理，等等。
中國的建筑節能起步較晚，但強制性的節能規范、標準體系的建立卻堪稱世界領先。到“十一五”末，全國城鎮的新建建筑基本全部執行了節能強制性標準。如今，建筑節能已向“綠色建筑”轉型，并逐步由“淺綠”走向“深綠”。
而與此同時，建筑節能在中國也遭遇推行困難，市場失靈、產業模式不完善，仍是目前的最大挑戰。
艱難的開局
原建設部在1986年發布了中國第一部《民用建筑節能設計標準》，對嚴寒、寒冷地區的新建和擴建采暖居住建筑，提出在1980~1981年當地通用設計能耗水平基礎上普遍降低30%的第一步節能目標。但這僅為中國建筑節能起步階段的標準，節能、保溫水平提高的效果不大。此外，由于種種原因，三北地區并未全面實施。
1995年，原建設部確定了將采暖能耗在上述設計基礎上節約50%的第二步強制性目標，并頒布了修訂后的行業標準。據測算，如果這一目標在中國三北地區全面實施，“九五”期間累計節能可達1000萬噸標準煤。
然而，新標準的執行情況并不樂觀。原住建部建筑節能與科技司巡視員武涌向《瞭望東方周刊》介紹，2000年檢查時發現，“設計階段標準的執行率只有5%，施工階段執行率2%”。
與此同時，中國夏熱冬冷地區的采暖需求逐漸凸顯。居民普遍自行安裝設備，致使冬季采暖、夏季空調能耗急劇上升，因為房屋設計不科學，能源浪費嚴重。
2001年與2003年相繼頒布的兩部建筑節能設計標準，對中國的“夏熱冬冷”地區和“夏熱冬暖”地區的新建、改建、擴建居住建筑都提出了“節能50%”的要求。
但直到2005年之前，這一目標完成情況并不理想。中國建筑節能協會副會長林海燕告訴本刊記者，建筑設計、施工從業人員技術水平有限是主要原因。
此外，建筑節能管理工作體制不順、監管體系不健全，各地對建筑節能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不足等，使得與發達國家建筑節能迅速發展相比，中國的總體水平差距有所擴大。
“十一五”突破
“建筑節能真正做起來是在‘十一五’期間。”武涌說。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大力發展節能省地型住宅，制定并強制推行更嚴格的節能節材節水標準。
2007年，國家出臺“十一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要求嚴格建筑節能管理，并規定從2008年起，“所有新建商品房銷售時，在買賣合同等文件中要載明耗能量、節能措施等信息”。
2010年，全國建筑節能專項檢查情況顯示，“十一五”全國城鎮新建建筑設計階段執行節能強制性標準的比例為99.5%，施工階段此比例為95.4%，均完成了國務院提出的“新建建筑施工階段執行節能強制性標準比例95%以上”的工作目標。
至此，城鎮建筑達到節能50%設計標準的“第二步”節能目標基本實現。
根據國家對節能減排的要求，在總結采暖地區實施JGJ26-95節能設計標準的經驗和教訓基礎上，同時借鑒節能先進國家的經驗，原建設部于2010年發布《嚴寒和寒冷地區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JGJ26-2010)，規定將原標準中50%的節能目標提高到65%左右。這一目標作為中國建筑節能“三步走”戰略中的最后一步，有望在2020年全部實現。
這樣的成果意味著什么？武涌說：“在推行節能設計標準之前，以北京地區為例，一個采暖期用能約為25公斤標準煤/平方米，按照節能50%的標準嚴格設計、施工，可以實現降到12.5公斤標準煤，采暖效果也會大大提升。”
但即便如此，仍與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定差距——歐洲國家住宅的實際年采暖能耗已普遍達到6升油/平方米，大約相當于8.57公斤標準煤/平方米。
如果執行65%的節能設計標準，有望接近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水平。北京、天津在完成65%的節能設計標準之后，目前在執行75%的節能要求。武涌說，能效水平“跟一些西方國家基本持平”。
他認為，中國是否全部執行75%或更高的節能標準，要看投入產出比。未來15年，“標準會跟國際差不多，以采暖或空調的凈零能耗作為標準，設定2016年到2030年的能效提升目標”。
節能改造齊頭并進
管住新建建筑能耗增長的同時，對既有建筑的節能改造也自“十一五”起正式推行。
按照2007年《國務院關于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規定，“十一五”期間，需要推動北方采暖期既有居住建筑供熱計量及節能改造1.5億平方米。
德國東、西部合并之后，也對和中國居住模式相似的原東德既有建筑進行了節能改造。但因為房屋產權公有，相對容易推行。而中國因為住戶的收入水平、人員構成、生活習慣不同，很難統一。
我國中央財政對建筑節能改造的資金補貼為50元/平方米，僅占改造成本的1/4，地方政府與業主需負擔余下部分，存在資金壓力。
2008年僅改造了0.3億平方米。2009年的一次兩部委碰頭會上，有兩個分別背了2700萬平方米、1900萬平方米改造指標的省份要求減負。
然而，情況很快有了變化。“一位市委書記到我辦公室要求增加指標。”武涌后來了解到，房屋改造后，住戶發現“更暖和、噪音小了，二手房交易價格也漲了”，于是主動要求節能改造。
“現在北方既有建筑節能改造是倒過來的，不是指標分不分得下去，而是國家能安排出來多大財力來支持這件事。”他說。
除了動力機制的轉換，商業模式也在形成。武涌介紹說，吉林省通化縣在沒有省級財政補貼的情況下，把中央補貼作為資本金，由熱力公司將收費權抵押，向銀行融資以充實改造資本，以改造后節省的原本應該退還業主的熱力費用于還本付息。這一機制在唐山、內蒙古等地也逐漸形成，還減免了節能改造開發、施工企業參與改造工程所發生的稅費。
據他介紹，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提出對300萬平方米既有建筑做節能改造。其推進基本與中國同步，但最終卻沒有完成。而中國截至2010年底，北方采暖地區15省市共完成改造面積1.82億平方米，超額完成了國務院確定的1.5億平方米改造任務。
公共建筑的能耗監測與管理
近幾年，全國各地超高層建筑、巨大體量的商場、車站、玻璃盒子建筑等成為公共建筑中的新潮。而據清華大學建筑節能研究中心調查研究表明，公共建筑如單棟面積超過兩萬平方米，并采用玻璃幕墻等全封閉形式，配以集中空調系統時，其單位建筑面積能耗是普通規模不采用中央空調系統的公共建筑能耗的兩三倍。
住建部建筑節能與科技司統計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大型公共建筑(2萬平方米以上)占總建筑面積的4%，能耗卻占到22%。為遏制公共建筑總能耗的迅速增長，一項從能耗統計到能源審批、能效公示、建立定額標準、超定額加價的制度體系被推出。
配合這套制度實施的技術方法叫“大型公共建筑的能耗監測體系”。要求建立能耗監測平臺，首先是對采暖、照明、空調等分類分享安裝計量裝置，通過傳感器讀取計量結果并公示，促進業主對建筑進行節能改造。此外，發現每一棟建筑的節能潛力，由市場來推動公共建筑的節能改造。
這套制度體系建立后，在中央財政的支持下，力推節約型校園、節約型醫院，目前已有100多家高校作了節能改造。“其中浙江大學、同濟大學、江南大學等的節能成果和運行模式全球領先。”武涌說。
“十二五”期間，住建部聯合財政部選取了重慶、深圳、上海、天津四個城市改造公共建筑，要求400萬平方米能效提高20%。“這個標準是通過大量數據測算得出的能效提升最佳值。”武涌說，“靠市場自發，能效提升一般不會超過10%，但是有政府補貼，一是效果有保障，二是投資回報周期不會太長，所以市場的積極性也被調動了起來。”
遺憾的是，“400萬平方米”完成之后，政策尚無下文。武涌介紹，四個城市共同向住建部反映，希望政策給出一個中長期的能效提升目標，以使企業和人員有合理預期。
綠色進化亟需政府支持
中國建筑節能正在向“綠色建筑”轉型。所謂綠色建筑，是指在全壽命周期內最大限度地節能、節地、節水、節材，保護環境和減少污染，其內涵與外延更為廣泛。
2006年建設部出臺《綠色建筑評價標準》(GBT50378-2006)，確定了中國建筑界最高級別的認證——綠色三星建筑認證，并于2014年作了更為嚴格的修訂。
住建部關于建筑節能檢查情況的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底，全國共有1446個項目獲得了綠色建筑評價標識，建筑面積超過1.6億平方米。不過，由于北京、深圳等城市在2013年下半年已要求新建建筑強制執行綠色建筑一星級標準的要求，“這部分并不需要再作認證，”武涌說，“‘十二五’完成10億平方米新建綠色建筑問題不大。”
中國建筑從節能到綠色，經過近30年的發展，仍需承認“綠色建筑是市場機制部分失靈的領域”，而這或許跟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夠和引導不足有關。
財政部、住建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加快推動我國綠色建筑發展的實施意見》(財建[2012]167號)，規定對高星級綠色建筑給予財政獎勵，2012年的獎勵標準為二星級45元/平方米，三星級80元/平方米。但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策研究人員稱，以上承諾并未兌現。
為促進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規模化應用，財政部、建設部出臺了《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專項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財建〔2006〕460號)，利用專項資金為可再生能源相關產業發展提供無償資助和貸款貼息。據了解，這項支持工作目前也幾近停滯。
作為建筑節能與綠色建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材料產業也面臨技術轉化困難、成本高、金融體系不健全等問題。
北京建筑技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韓克在第九屆中國(北京)國際建筑節能及新型建材展覽會上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建筑節能或綠色建筑技術無難點，難的是如何讓技術轉化為成熟產品，這個過程需要資本和政策的支持。”
建筑綠色節能關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極強的公共性和公益性，而低碳、環保等核心技術又關系到中國未來的國際競爭力。因此，無論從科研投入、資金補貼和政策支持，都需要政府主導、市場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