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近日發文，自2014年12月1日起實施煤炭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資源稅從范圍、計征辦法和稅率都有大的突破。這是2010年新疆實施原油和天然氣資源稅改革以來，資源稅改革的又一次重大跨越。
“此次改革是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占用各種自然生態空間’的要求的進一步落實，對理順資源稅費關系、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建立友好生態環境有著重要的意義。”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表示。
劉尚希稱，從量定額計征顧名思義，是產量或銷量按照定額計征，比如稅額是每噸8塊錢，不論價格變不變都是固定收這么多稅。從價計征就是根據價格與銷量決定的銷售額來征稅，稅率是確定的，那么價格的漲落就會體現在稅收上。
“由于從量定額計征方式下缺乏稅收彈性，隨著煤價連年攀高，設計之初資源稅抑制煤炭過度開發的作用已經難以顯現。”劉尚希說。
能源專家沈一揚表示，過去的煤炭資源稅和其他各種費用從量計征且其中資源征稅標準過低，不僅難以發揮調節開采和使用量的作用，更使企業在資源開采中采富礦棄貧礦、忽視清潔生產，影響資源綜合循環利用的實施，不能起到足夠的環境保護和引導企業節能減排的作用。
“隨著資源開發規模的擴大，面臨著由于資源開發造成水土流失加劇等一系列問題。”沈一揚說，清費立稅和從價計征能夠促進費稅透明化，并有利于未來的環境治理新機制的形成。未來通過轉移支付將部分稅收轉至地方進行環境治理(例如未來地方PPP模式的環境治理基金)，將會更加容易管理，機制透明適于監管。
沈一揚表示，過去很多地區沒有根據自然環境資源的價值、開發活動的損失以及治理成本為基礎制定征收費率，標準偏低，從而難以激勵開發者珍惜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實際上，煤炭資源浪費不僅僅是體現在濫開濫采方面。
我國煤炭資源及消費分配不均，為化解東部能源生產過度密集和環境容量瓶頸的矛盾，目前能源布局原則是，大力發展坑口電廠和長距離跨區域輸電。但這可能讓供電煤耗每度上升60克左右，如果全面推行，有可能導致我國每年浪費數百億元。
按2013年全國發電量52451億千瓦時、煤電占比73.8%，假設按煤電全部來自坑口電廠計算，則意味著每年將損失2.32億噸煤，單從煤炭使用這塊浪費資金就有近千億元。
“資源稅改革適時出臺，將有利于促進企業改進技術，合理利用煤炭資源，減少資源浪費。”沈一揚說。
目前，越來越多的煤炭開采企業直接銷售以原煤加工而成的洗選煤，全國原煤的洗選率已達60％左右。隨著國家節能環保力度的加大，這一比例還將繼續上升。此次改革對征稅范圍進行了調整，將有利于推動這一比例不斷擴大，促進環境優化。
沈一揚建議，清費立稅和從價計征前要先查清環境治理成本。
他表示，從價計征實施之前，能夠先理清相關實施細則，以確保資源能夠更有效地被利用，確保“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誰破壞、誰恢復”的原則能在法規和資金上得到有效實施。例如，當前很多地方對礦產資源開發征收水土流失補償費等，就是籌集水土流失治理資金的重要渠道。資源稅費改革后，其他各種收費基金(包括與環保相關的收費)都將取消，那么相關環境保護和治理相關的費用將更多地依賴新的資源稅。一些專家曾測算，煤炭生產、運輸等環節的環境外部成本分別為每噸68元和52元，在不同地區根據煤種不同需要差別計稅。
過去很多地區沒有根據自然環境資源的價值和開發活動的損失以及治理成本為基礎制定征收費率，標準偏低，從而難以激勵開發者珍惜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對此，沈一揚說，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要抓住此次稅制改革的良機，對各地涉礦（不僅僅是煤礦）的環境保護及治理成本進行詳細地調查(尤其是水和土壤方面)。也就是說，清費立稅和從價計征前要先查清環境治理成本。
沈一揚表示，應建立針對煤炭清潔生產的減稅機制及其他有效補償機制。在設計稅制的同時，對于煤炭生產、運輸等環節節能減排工作能給予減稅等優惠政策，進一步促進國家2020年減碳目標的實現，同時也對治理大氣污染有重要幫助。
過去企業在計算企業生產成本時，僅包括企業開發成本和管理成本，忽視了生產對生態環境的損害成本，礦山企業的生態環境補償與修復費沒有納入礦山企業成本，導致企業在資源廉價條件下，“合法”地加速對資源開采，人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沈一揚認為，相關減稅機制能夠極大促進采煤過程中節能減排技術的產業化，在洗煤環節清潔生產的技術也能產生巨大的環境效應，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有望進一步促進企業采取更多措施節能減排，從而形成追求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
沈一揚表示，在利用好稅制和價格機制的同時，也要用好排放權交易、水權交易、碳交易等工具，有效地籌措大氣、水、土壤等治理資金，促進包容性增長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