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鎖城市”、“霧都孤兒”、“厚德載霧自強不吸”……從來沒有一場大范圍的迷霧陰霾像今天這樣，引起輿論和民間的強烈批評與戲謔。在PM指數頻頻在一些城市爆表的背
幾十年過去了，這種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為支撐的經濟發展模式，紅利開始消失、弊端不斷顯露，一個關于發展、關于進步、關于文明的終極問題必須直面：一切發展是為了人的福祉和權益，如果既有發展模式不但沒有實現人的福祉的帕累托遞進，反而在不斷削弱和損害人的幸福感，那么這樣的模式必須進行傷筋動骨的變革。
這場變革的核心是一切發展要建立在“人”的基礎上，把“人”的福祉能不能改善、“人”的權益能不能保障、“人”的意愿能不能實現作為標準。只有這樣的理念成為堅定不移的執政理念，經濟增長方式、發展模式、政績考核才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建造出正義的高樓大廈。
很多地方在發展的時候，慣性思維還常常被“GDP第一”所左右，這必然會衍生出重招商引資輕環境保護、重解決就業輕污染處理、重財稅貢獻輕空氣質量等一系列邏輯。這些邏輯的可能結果就是污染進一步增加、藍天白云不斷蒙塵、民眾呼吸進一步困難，當下出現的“霧霾災害”將更加頻繁、更加猛烈。如果空氣、河流、天空、植被一步步惡化，人們都生活在科幻片“生化危機”那樣的環境里，即使我們人人有房有車、鮑魚綾羅，我們實際上離真正的幸福與尊嚴只能越來越遠了。
不利于“人”的發展必須改弦更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正成為改革的重點和難點，而它正是扼住“霧霾災害”的七寸所在。30多年的發展慣性要實現突然急轉彎不現實，但改革已經時不我待，政績考核里必須讓綠色GDP、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占據更重要位置，必須讓那些把發展和生態文明結合完美的邏輯成為主流。發展的哲學告訴我們，只有當發展的終極目的、方式手段都緊緊圍繞“人”大做文章，發展才能夯實其合法性。
天空的霧霾需要釜底抽薪，發展理念里的“霧霾”清理更迫在眉睫。
公民自治下的
倫敦經驗
倫敦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成績并不全歸功于政府。作為世界上第一批代議制民主國家之一，英國公民在公共措施的討論、決策、監督、執行上，都有深厚的自治傳統和強大的社會根基，環境問題自然不例外。不然法條是否成為空文是誰也說不準的事。如果政府在治理空氣方面稍有疏失，主流媒體不會替政府粉飾遮掩而是大膽抨擊。比如2012年7月，《星期日泰晤士報》就引述環保組織“清潔倫敦空氣”所作的調查報告，質疑倫敦市政府只在監測點附近大灑化學溶劑，借以美化空氣污染指數。英國公民獲知空氣信息的途徑也不被官方獨家壟斷。公民能直接透過《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環保機構索取相關數據，不得被拒絕。政府開設的“英國空氣質量檔案”網站、民間組織與倫敦國王學院環保組織合作開設的“倫敦空氣質量網絡”均發布大倫敦地區實時空氣質量數據。政府絕不敢指責民間監測組織“非法”、“違規”、“不科學”。
在英國，民間企業對改善空氣環境的創新和投入絕不弱于政府。比如，野村證券是倫敦金融區私營企業努力改善地區空氣質量的領導者，參與了倫敦舊城公司兩年前發起的城市空氣項目，有效合并了食品、辦公設備的投遞和垃圾的清運，以減少排放量大的垃圾車運輸次數。
倫敦在大半個世紀中能扭轉空氣質量，除了進步的新穎技術，也得益于勇于任事、嚴謹審慎的代議制民主制度與急公好義、一絲不茍的公民自治傳統。有相似困境的后發國家，除了引入技術以外，還應該借鑒倫敦空氣治理的其他經驗。
空氣污染數據哪來那么大的彈性？
1月12日，北京空氣污染指數174，空氣質量“輕度污染”，而與北京相鄰的石家莊、保定、邯鄲三地均高達500，空氣質量“重度污染”。遭到媒體質疑后，北京的污染數據很快就呈現快速上升狀態，1月13日，環保部官網數據顯示，北京的空氣污染指數為498，污染程度為“重污染”。（1月14日《中國青年報》）
關系國計民生的權威數據居然如此跳脫不羈，實在讓人難以理解。權威部門在發布空氣污染數據的時候，為何會有那么大的彈性？其實，“風景獨好”的環境圖景，不能只靠玩弄數據就能夠達成，而是需要扎扎實實的政策推動，需要全體民眾戮力同心的積極配合，需要政府真正在轉變發展方式上的努力。少一點彈性，多一些真誠。不然，數據總是真真假假，公眾難免會習慣性質疑。 胡印斌
媒體觀點
人民日報：厚德載霧 自強不吸不是全面小康
“牽著你的手，卻看不見你”不是美麗中國，“厚德載霧，自強不吸”不是全面小康。經濟發展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城市管理再也不能以“空氣不好是小事”的心態來應對突發情況，居民生活再也不能只圖自己方便、不管環境負擔。只有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我們才可能擁有天藍、地綠、水凈、風清的美好家園。“同呼吸，共責任”，這責任是政府的責任，是企業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
美麗中國，從健康呼吸開始。
廣州日報：政府不能只談遠景
從源頭上治污、加大節能減排力度是防控之本，但面對眼下揮之不去的嚴重空氣污染，政府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公共職能，來幫助公眾減少呼吸污染空氣的機會，顯然比空談什么遠景規劃更重要。
例如，在這樣的嚴重污染天氣下，我們有沒有必要給孩子放假？我們是否應該建議企業，采取調休、輪休形式給員工放假？我們有沒有通過手機短信、政府公告的渠道，提醒市民“盡量宅著”，出門要戴口罩？遺憾的是，類似公共服務很少看到。這足以表明不少地方從民眾到政府部門，都沒當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