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家中國化工企業的 8個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涉嫌舞弊，這不僅凸顯未來中國企業“依賴CDM補貼發展”的風險會越來越高，而且預示著CDM這一減排機制將在后京都時代面臨重大調整。
中國企業涉嫌CDM舞弊項目一覽 （李伯根/制表/圖）
來自聯合國的質疑
8月以來，來自聯合國的一封封調查信攪動了國內很多化工企業的神經。8月7日至8月22日，先后有6家中國化工企業的8個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收到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發出的調查要求，要求企業對之前申請的CDM項目的相關數據作出解釋和澄清。
官方資料顯示，此次全球范圍內被暫時叫停的16個相關CDM項目中，共計涉及碳信用額度達1300萬噸，約2億歐元，其中，涉及中國企業的項目數占到一半，碳排放額度幾乎占到“有問題”總額的90％以上。
CDM主要是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級的合作，通過項目所實現的“經核證的減排量”，用于發達國家締約方完成減少本國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
這次風波的“罪魁禍首”是制冷劑 ——二氟氯甲烷（HCFC-22)的副產品三氯甲烷（HFC-23）。盡管是一種無毒、無嗅、無色的氣體，HFC-23的溫室效應卻要比二氧化碳還要高11700倍。
通過CDM機制，生產制冷劑的企業通過消除HFC-23而獲得大量的核準的減排量（CERs），這些額度在歐盟等碳交易市場出售，從而給企業帶來了“額外”收益。
然而，國際社會對于HFC-23指責在于：當減少HFC-23所獲得的收益高于安裝消除HFC-23設施的成本時，HCFC-22生產就會盈利。這為上馬新的HCFC-22設施提供了一個經濟誘因。而HCFC-22產量增加，直接違背蒙特利爾議定書原則。
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要逐漸淘汰臭氧層的溫室氣體——含氫氯氟烴(HCFCs)。
此番叫停，涉及碳排放額度規模之大、項目之多，可以說是聯合國自執行CDM項目以來第一次。截至目前，聯合國EB簽發的CERs共計4億噸，此次叫停涉及額度達到3％。
根據負責這些項目審核的全球最大的第三方認證機構——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的CDM項目負責人孫國忠透露，通標已經將聯合國的調查要求發放給企業，按照標準流程，企業需要在28日內就聯合國提出的調查問訊予以解釋和回答，并提供相關數據。“牽涉核查數據很大，我們正在考慮向聯合國申請延期遞交。”孫國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被調查的背后
一個月前，國際非政府組織“清潔發展機制觀察”致信聯合國，譴責現行CDM框架下，HFC-23減排計算方法導致對化工企業激勵的“扭曲”。這成為了此次審查事件的導火索。“清潔發展機制觀察”的項目主管Eva在回復南方周末的電子郵件中說，“這些企業故意擴大HCFC－22的產能，以獲得更多的CERs，如果沒有CDM的話，可能就不會有這么大的HCFC-22產能以及產生這么多的HFC-23。”
Eva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這16個被叫停項目中，幾乎所有的項目都曾出現，在沒有成功注冊CDM項目的情況下，HCFC－22產能明顯下降，而一旦獲得了CDM注冊，其出現了增大產能的跡象；在無法繼續獲得CERs下，項目選擇停止生產。此外，Eva還補充說，幾乎所有受調查企業都恰好生產了能夠獲得碳信用額度的HCFC-22，而在此前，這些企業的產能是逐年降低的。
據6家被調查化工企業之一的浙江巨化股份的公告，該公司2010年上半年利潤總額達2億元人民幣。而巨化股份CDM項目主管王紹勤的介紹，巨化已經在聯合國成功注冊的兩期HFC-23CDM項目，總估計每年減排額1000萬噸。
倘若以目前歐盟碳市場的價格13歐元／噸計算，巨化的CDM項目共計收入應為13億元人民幣，扣除需要上交給國家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金65％的收益，這兩個項目留給巨化的稅前收益就有四億多。
也就是說，如果維持今年上半年利潤，浙江巨化因CDM項目收益幾乎等同于其全年利潤。
一位業內人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相比風電等減排項目，像HFC-23將申請和注冊成本、購買焚化設備一并計算在內，平均減排成本約為2000萬元。
巨大的利潤空間，使得本是一項作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激勵措施，在部分生產企業眼中，CDM成為了可以賺錢的工具。
在“清潔發展機制觀察”將這些數據提交給聯合國EB之后，針對化工企業存在舞弊嫌疑的大范圍調查也隨即展開。
“HFC-23項目減排成本低，這與獲得的高額收益不成比例，同時不能帶來可持續發展的效應。”黃金標準中國區經理王亮亮這樣解釋為何很多人不喜歡HFC-23。更有專家認為，它也可能擠出了更多更好的CDM項目，如風力發電或生物質能。
事實上，HFC－23牽動的不僅是買家和賣家的神經。近日，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關于《HFC-23 CDM項目問答》的報告。在很多人看來，這份報告無疑是在為HFC－23辯護。
Eva說：“我們覺得很奇怪的是，世界銀行在方法調查仍在進行過程中就得出結論，認為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持這一指控。“考慮到世界銀行通過其”傘型碳基金”投資了中國兩個HFC23項目，交易總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事實，Eva認為，“這里有明顯的利益沖突。”
CDM何去何從
聯合國EB選擇此時徹查HFC-23項目，時間點耐人尋味。“表面上是為獲得碳信用額的舞弊調查，實際上是針對CDM深度調整的問題。”從事CDM項目咨詢已近6年的楊智平如此解讀。
伴隨著《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在2012年的到期，與之伴生的“過渡機制”——CDM前途如何，在剩余的兩年時間里，無疑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5年前，國內從事CDM咨詢的服務公司近上千家，如今已不足百家。“很多企業轉向合同能源管理、清潔技術投融資等領域。”楊智平坦言。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2009年CDM總交易量下降了59％。在國際談判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CDM的萎縮，也使得相關產業被迫提前調整。
目前來看，HFC-23項目將不僅使聯合國EB反思其CDM方法學存在的漏洞，更將使業界反思針對工業領域的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占主體的現狀。“工業排放因為年減排量大成本低并且額外性論證相對容易，所以更受開發商的歡迎，但事實上，可再生能源以及農村社區類有很大的減排潛力，更重要的是，這些項目還具有更多的生態效益。”王亮亮坦言。
最近，歐盟氣候行動委員康妮.·赫澤高明確表示：在2013至2020的交易計劃中，有關工業氣體產生的CERs是否能夠進入歐盟碳交易市場需要重新考慮。
“我們目前致力于改革CDM機制，具體細節還要等到10月的天津會議。”Eva說。事實上，更多業內人士相信，無論怎么調整和改革，CDM都會以新的形式、更廣泛的內容，抑或以一個新的名稱在2012之后繼續活躍在碳交易市場。“到目前為止，全球只有這一套聯合國框架下透明的機制，無論方法學存在何種漏洞，CDM都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孫國慶說。
事實上，已有跡象表明，以航空業為突破口，歐盟似乎更傾向于以行業減排來替代目前CDM這種以項目為基礎的減排機制。“這里涉及到行業協會如何與政府溝通的問題，要執行的話，仍然需要大家坐下來談。”楊智平說。
后京都時代的中國CDM補貼
對于此次聯合國徹查中國企業涉嫌HFC-23CDM項目舞弊，發改委能源研究所一位從事多年CDM工作的負責人認為，“這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談判直接相關，無非是關于誰承擔的責任大點和小點的問題。”
在這位專家看來，此輪針對國內企業的審查，很可能會一拖再拖，直到中國在減排責任上有所表態。“拖到最后，HFC-23的減排很可能就算作國內減排來對待。”
作為《京都議定書》的產物，CDM一直以來肩負兩個責任：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獲得應對氣候變暖的資金和技術；而對于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盟來說，要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自己設置的游戲規則中，并確保自己的領跑地位。哥本哈根氣候談判的失敗，事實上也宣告了CDM在某種意義上的失敗。
顯然，巨額利潤的剝離，這對于國內HCFC生產廠商來說是影響巨大。不過長期來看，化工企業甩掉這些“非正常”收益，也未必是壞事。“這部分責任讓HFC-22去承擔也是無可厚非的，沒有補貼的情況下只能增加生產成本，這部分增加值也會轉嫁到消費環節。”王亮亮說。
面對CDM的不確定性，可能受到負面影響，還包括依靠更為依賴CDM補貼的新能源產業，例如風能。
從去年12月至今年8月，中國已經有約22個風電項目在聯合國EB申請CDM項目被拒。中節能甘肅風力發電張華耀經理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曾表示，“算上CDM項目的收益，目前運轉的風場才能保持微利。”
按道理，HFC-23項目項目中65％的CDM補貼資金流向了財政部，這部分資金可以反哺企業、填補CDM補貼的空缺，但據了解，此筆專項基金因為“規章制度仍然不到位”，還沒有進行任何再投資。
在CDM前途未卜和國內補貼政策不到位的雙重困境下，對于國內企業來說，只怕“依賴CDM補貼發展”的風險會越來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