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都刊發了政協委員提案指“深圳太多‘短命建筑’，應完善拆除評估程序”的報道，提出了有關“短命建筑”話題的探討。同時，在深圳“二線關”正式退出歷史的大背景下，深圳全市域統一的城鄉規劃建設管理，進一步優化城市功能布局，以及城市更新等問題也引發深層思考。那么，深圳都有哪些“短命建筑”的案例？“短命建筑”到底是自然產物還是規劃不力？未來深圳“短命建筑”會不會越來越多？帶著這些問題，探討深圳城市建設未來發展的方向。
作為深圳上世紀80年代的著名建筑，晶都酒店高三十層，建筑面積55000平方米，從1988年開始營業以來，成功接待過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等31位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
然而，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酒店卻即將被拆除，該片區將被一座高樓所取代。為何這座地標性酒店，使用不到30年即要拆除？記者從羅湖區城市更新局相關工作人員處了解到，相關企業對于晶都酒店的拆除更新申請已經有年頭了。“晶都酒店片區申請更新改造的時候，是通過了《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的各項要求的。”工作人員表示現在還在洽談中，并未最終確定下來。
同樣作為地標建筑，南山區的南油酒店2016年被拆時，也同樣引發了討論。位于東濱路上的南油酒店，于1987年3月建成試營業，原名“東濱酒店”，與附近的南油大廈被一起稱為“南山地標建筑”，是不少南山人的深圳記憶。
然而，南油酒店的命運轉折點，始于深港西部通道建設。2005年，東濱路因為封閉施工，沿線商家陷入困境。因此，南油酒店決定于同年關門歇業，沒想到一歇業就是11年，昔日風光無限的南油酒店成為一棟徹頭徹尾的爛尾樓。
2016年年初，南山區住建部門、城改部門以及規土部門負責人在整治活動中表示，該酒店爛尾至今已經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重新裝修已不可能，只能推倒重建。隨后，街道和施工單位制訂了拆除方案，并于同年6月拆除完畢。
高額賠償驅動拆遷
2016年年末，水貝村拆遷對村民進行高額賠償的消息在網上流傳，隨后，相關部門對此進行了及時的辟謠。網絡傳播的力量使得深圳這個古老的城中村“火”了一把，現在這個拆遷改造片區怎么樣了呢？記者從水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興祥處了解到，去年年末，水貝村的拆遷已經全部結束，現在已經在進行更新工作，預估2020年年底將進行村民的回遷工作。
張興祥向記者介紹，水貝村里大多是上世紀70年代末建造的居民住宅，經過多年的使用，住宅已經比較老化破舊，加之并沒有太多的歷史古跡，所以此次拆遷十分徹底，把水貝村的所有建筑都進行了推倒重建。“以前水貝村的環境確實不怎么樣，現在進行拆遷改造，我們村民還是很高興的。”水貝村一村民表示，以舊換新是件好事，自己很支持。
2012年，水貝實業股份公司與京基地產簽訂了水貝村更新改造項目合作協議書，但后來進度較慢，而在羅湖被確立為城市跟新試點后，拆建進度大大加快。羅湖區有關負責人透露，羅湖目前已經列入全市城市更新計劃的城中村有15個，面積55萬平方米。水貝村作為羅湖區重點推進的五大片區之一“水貝布心片區”的重要一部分，未來將打造成“湖畔精品社區、珠寶創意旗艦城”。
“短命建筑”不只深圳有
根據深圳市相關規定，“舊住宅區申請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時間原則上應不少于20年；舊工業區、舊商業區申請拆除重建城市更新的，建筑物建成時間原則上應不少于15年”。南都記者查閱發現，深圳大部分已經拆除的建筑都符合規定，滿足15年、20年的基本要求。 但在外地，有的建筑甚至蓋了幾年時間就已經被拆除。
根據媒體之前報道，云南河口斥資2 .7億元建設的“中國—東盟河口國際旅游文化景觀長廊”，在建成3年后花費了3億元進行拆除；建設投入約8億元、曾是亞洲最大室內足球場的沈陽綠島足球場，在使用不到10年后因“使用率不高”被爆破拆除；更有甚者，2016年從未投入使用的118米高的環球西安中心金花辦公大樓被爆破拆除，被稱為“中國第一爆”……
“短命建筑”被拆的原因包括：地產開發、城市規劃、設計失誤、使用率不高等，除了產生大量的建筑垃圾、消耗建筑建材、耗費人力物力以外，也拉低了全國建筑的平均使用壽命。根據媒體之前統計，中國建筑平均壽命在30年，而美國建筑平均壽命在74年，法國102年，英國則在132年左右。
地產變現？城市發展？“短命建筑”成因復雜
URBANUS都市實踐建筑設計事務所創建合伙人、主持建筑師孟巖表示，中國城市更新目前遇到的關鍵問題在于如何轉變觀念。中國人習慣用“拋掉”來擁抱更新的事物，城市化進程中的建筑也不例外。尤其是當前被地產思維主導著的城市更新中，表現尤為突出。在以金錢價值為唯一衡量標準的規則里，城市的空間資源變成了“數字”，“社會文化在資本面前太弱了”，孟巖說，政府的作用是保護公共利益，一方面要釋放土地價值發展城市，另一方面也要維護其他人群的利益，政府要在其中做好平衡和協調。
除了孟巖，昨天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分別就南都提出的“如何看待深圳‘短命建筑’”的問題做出了回應。
市人大代表楊勤表示，他從1985年來到深圳，眼看著城市一直在變化，當年的一些道路交通規劃很快就不再適用，必須得不停改變，好跟上深圳發展速度和極具膨脹的人口，他認為，“短命建筑”其實是一個城市選擇題，每個城市都會遇到，只不過在深圳這樣一座發展速度快的城市尤其明顯。筑博設計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首席建筑師馮果川說，深圳上世紀80、90年代建設的很多建筑有改造的余地，決定性拆除的理由是暴漲房價，高地價讓存量土地上的“老建筑”岌岌可危，“深圳建筑是被迫變成的‘短命’”。
而市政協常委王富海則以晶都酒店舉例，他說晶都大廈形成一個Y字形，它的拆除重建是與蔡屋圍的整體改造捆綁在一起的，有經濟上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他支持晶都酒店拆除。但這只是一種情況，實際上不同案例要不同分析，如果能在做好規劃更新的同時，還能保留一部分文化，這當然是最佳方案，不過做到兩者兼具，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財力、物力。
找到公共開發價值，用最小代價完成城市更新
未來，在深圳的城市規劃中，這些“活在”特區的建筑命數幾何？“短命”的故事還會再上演嗎？或者，更有甚者認為，深圳是不是未來還將出現更多的“短命建筑”，作為城市建設快速推進的代價。
談到這個問題，眾多專家都表示，盡管知道這是城市更新的正常現象，但依然不希望出現越來越多的“短命建筑”。王富海就說，他認為“短命建筑”這個提法不是很好，希望能夠找到城市建筑的公共開發價值，用最小的代價來完成城市更新。
而孟巖則從城中村的角度出發，來闡釋這個問題。他說，10年前深圳對待城中村的態度是統一的一刀切，認為城中村是城市的毒瘤，評價全為負面；10年后，這座城市逐漸認識到城中村在城市發展的近40年中起到的默默支撐的巨大作用，消化了一半的城市新移民。政府主管部門的態度也已經發生著轉變。“現在懸在頭上的‘劍’更多的還是資本”，孟巖說，改變是有的，但需要時間。
談及具體如何操作，孟巖稱國際上也有相當的成熟經驗可以借鑒。“資本并不是洪水猛獸，需要政府加以規范和利用”。孟巖以深圳湖貝村城市更新為例向南都記者介紹，政府可以以“保留古村”為條件對地產商進行讓利，用這種有附加條件的開發，在釋放土地價值為城市發展提供動力的同時，也通過引導讓資本釋放更多的價值，滿足更多人的利益訴求。“這需要相互協商，政府通過管理手段的經濟化，對地產資本進行引導”，孟巖表示。但以現在的地產思維為主導的背景下，很難做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