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不是供給經濟學
從經濟學理論來說，中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回答未來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動力問題。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一般是關注勞動、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產出問題，但是無法解釋和回避生產要素邊際產出遞減問題，即勞動邊際生產率、資本邊際生產率和土地邊際生產率率等出現下降，進而無法扭轉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下收益遞減的趨勢。新經濟增長理論則從知識要素、技術創新等視角，探討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本身具有的收益遞增的特點，注重增長中要素投入的質量和效率，這被理解為現代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和動力。因此，新經濟增長理論強調創新驅動，突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投入，核心問題就是解決現代經濟增長如何擺脫傳統增長中的邊際收益遞減趨勢，進而實現邊際收益遞減性的新經濟增長。
中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包括這樣四層意思：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率，這就涉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問題；二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就涉及糾正諸多結構性過剩矛盾和資源錯配問題；三是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這就涉及如何“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的問題；四是優化創新和發展環境，這就涉及如何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和負擔、提高投資預期收益的問題。因此，政策性含義就是最終通過一系列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側體系的質量和效益。而這正客觀反映了中國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和發展趨勢。
中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上個世紀70年出現的“西方供給學派和供給經濟學”在本質上不是一回事。那時提出的供給經濟學主要是為了應對和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的“滯脹”，其背后的理論邏輯是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以西方供給經濟學為基礎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本質上也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理念和實踐，他們先后通過實行私有化等，放松市場管制、減稅等為核心來刺激經濟增長。因此，不能把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等同于西方的供給經濟學。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明確的中國特色和內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問題導向和實踐發展的必然反映，可以說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智慧結晶。
上海實踐要堅持先行先試
上海作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和創新發展先行者，始終圍繞國家發展戰略和工作大局，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率先堅持先行先試，要繼續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全方位開放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要求，上海已經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探索。例如，根據中央統一部署，上海率先建設自貿試驗區，利用開放倒逼改革的機制，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營造國際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自貿試驗區建設在本質上就是制度創新，本身就是為新一輪改革開放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是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率先建設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提升全球科技資源的集聚和輻射功能，這本身就是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率先推動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型，實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探索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和科技進步的道路和模式，為重塑中國未來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先行先試；再比如，上海率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轉型，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實現“集約化、高端化、服務化”產業發展方向；上海圍繞落后產能和節能減排，“堅決壓、勇敢減”，僅2007年至2013年總共調整5400多項，節約標煤780萬噸，分流40多萬職工，騰出土地將近10萬畝，減少二氧化硫排放1.4萬噸； 在調整和淘汰落后產業體系的同時，上海大力發展“四新經濟”和高質量的總部經濟以及全球跨國公司總部經濟，較好地提升了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海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堅持先行先試，繼續做好排頭兵和先行者，實踐“五大發展”理念，進一步做好供給側改革方案的“五個搞清楚”，更好地為全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先行先試和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這既是上海自身發展轉型的現實需要，更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國家戰略和使命。
“補齊各種短板”是改革方向
對于上海經濟發展而言，核心的問題是要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建立在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基礎上，而不是依賴要素數量的投入上，真正形成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的內生性增長動力。從目前上海發展實踐來看，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是長期發展中積累起來的許多“短板”，嚴重抑制了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和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上海未來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和方向，就是要搞清楚各類短板情況，加快“補齊各種短板”，為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奠定良好的動力機制、制度基礎和環境條件。
一是補齊創新發展的短板。說到底，科技進步和創新發展是培育供給側的內在動力和關鍵。上海創新發展方面的短板問題主要是多元化的創新主體及其內在動力不足。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創新的主體地位沒有完全建立，特別是國資國企改革還不到位，民營企業創新發展不足，缺乏真正具有創新精神、冒險意識的企業家階層和隊伍；二是公平競爭的創新發展環境還不夠健全，一些行業壟斷因素、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依舊影響著公平競爭和創新發展。因此，當下需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創新發展”新理念，加快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管理創新，以有效供給引領新消費；加快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大力發展眾創企業，加快企業家精神和創新者階層的培育，形成國資、民資和外資公平競爭、公平創新發展的外部環境；通過借力科創中心建設，讓創新者真正按照“成本—收益”原則，在公平競爭中形成產學研一體化內生性創新和發展動力。
二是補齊要素市場的短板。完善統一和競爭有序的要素市場體系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上海要素市場的短板問題主要是生產要素市場化機制不健全，也是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鍵的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不夠高，尤其是還沒有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土地要素市場，要素市場價格扭曲現象仍然存在；二是部分行業發展中仍然存在資源錯配問題，從而出現結構性的矛盾和問題。當下，要按照中央提出的“開放發展”的新理念，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要素市場，提高勞動、土地等要素市場化程度，消除要素市場價格機制扭曲而導致資源錯配問題，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發揮決定性作用，積極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實現潛在GDP最大化。同時，要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加快清理僵尸企業的同時，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轉型，通過推動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實現產業結構轉換和經濟增長的提質增效。上海特別要借助自貿試驗區建設，加快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開放和發展，在開放中提升競爭力，提高在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源配置的效率和能力。
三是補齊公共服務的短板。按照建設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國際化大都市目標來看，上海的公共服務的短板問題仍然比較突出。一是提供高質量的就業保障體系、教育質量、醫療衛生、養老保障、城鄉一體化發展、外來流動人口服務、城鄉困難家庭扶助等方面距離共享發展的理念仍然存在一定的距離；二是特大型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城市安全、城市生態與資源可持續發展等等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和提升空間。因此，十三五時期開局之年，上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根據“共享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新理念，加快彌補政府在公共服務和城市生態環境管理方面的系列短板問題，加快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增加政府有效供給，扶持綠色健康產業供給，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優質和高效的綠色供給和公共服務，營造高水平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和規則公平的發展環境。
最后，是補齊政府監管的短板。目前，政府監管方面的主要短板問題就是政府職能轉換仍舊滯后，政府監管理念和手段還無法適應全球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突飛猛進的時代要求。突出表現為政府審批環節依然繁多，政府效能有待提高，執法監督存在漏洞等等。十三五開局之年，上海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十分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按照“創新發展”的新理念，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監管體系改革，繼續簡政放權，幫助企業減負，降低生產經營成本；要加大依法監管力度，規范市場秩序，打擊各種不規范市場行為，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提高市場交易透明度；尤其是要加強對互聯網等新興領域的規制建設，確保各類創客和創新行為健康持續發展。（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