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低碳經濟最大的一塊就是替代掉我們原來最廉價的能源，然而當涉及到這部分時，所謂的低碳，也就不過成了花拳繡腿”
■“新能源技術的背后一定是政府清晰的戰略選擇，技術革命就是要改變利益格局，政府需要進行調控”
■“如何圍繞價格，形成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市場機制，顯得更為緊迫”發自北京 準備好了嗎？中國的低碳經濟的發展正可借用小沈陽的一句開場白。直至目前，這個答案在眾多學者腦海中始終是一個問號。
低碳經濟的發展，無疑短期會給高速馳騁的中國經濟戴上桎梏，然而，過于保守，政府又怕錯失了新一輪技術變革和產業革新的機會。
如何界定模糊的“低碳經濟”，如何評價過去幾年內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如何為這艘即將啟程的航船披荊斬棘，本周，南方周末邀請了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中國節能投資公司副總經理陳津恩、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能源專家韓曉平、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副總裁黃杰夫及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就宏觀經濟結構調整、財稅政策、能源政策、金融以及節能環保等諸多方面發表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低碳經濟”成為兩會熱點，但很多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解釋。在你們看來究竟什么是“低碳經濟”？
陳津恩：在我看來，低碳經濟實際上就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特點的一種經濟模式，尤其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其中主要涉及節能、環保、新能源、清潔技術和清潔生產領域。
蘇明：我同意陳總的看法。低碳經濟應該是一種經濟運行方式——具備能耗低，投入少，產出高的特征。
茅于軾：按照大家的想法，低碳經濟就是要大家減碳，然而減碳的話，就得付出各種代價，這就產生了一個根本矛盾：成本每個人自己付，但收益屬于全世界。要低碳就得減速，GDP就得減少。GDP減少則意味著每個人的生活不能快速提高。
黃杰夫：不必悲觀。低碳經濟的核心內容就是碳價格，通過市場機制來達到目前國家提倡的45%的碳強度減排，成本肯定遠低于通過行政手段。市場機制可以避免上述問題。
南方周末：作為市場中的參與者企業來說，在低碳經濟中已經遇到各種障礙，陳總可否說下目前遇到的問題？
陳津恩：可再生能源領域，例如太陽能光伏發電，到現在上網價格仍然未定。對于企業來說，這些太陽能光伏電站投入成本較高，上網電價遲遲不出，對企業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包袱。目前只能控制和放慢對太陽能發電的投資力度。風力發電領域采用招標電價的方式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為了拿到項目，把電價越壓越低，這十分不利于風電行業的發展。而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實行補貼電價。建議可以爭取準入制度，對投資企業有資質方面的要求，適當提高一點電價，既防止市場混亂，又利于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南方周末：陳總講述企業的困難時，其實連帶講了政府在規劃行業中的問題，這客觀上阻礙了中國低碳經濟的建設。諸位對此有何看法？
韓曉平：新技術的應用，需要政府創造環境。但是，目前我們整個國家都得靠央企，正因如此，央企可以左右國家政策，這就給我們在使用新能源技術方面造成了很多問題。比如，我們的一些新能源技術標準往往和國際上不一樣。國家的能源戰略不進行調整，如何調動全民的積極性？靠少數幾個央企是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低碳經濟的。
胡大源：實施低碳經濟最大的一塊就是替代掉我們原來最廉價的能源，但是中國目前最大的排放卻在發電。中國富產煤，發熱量也比較好，發電不用煤，用什么替代？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因此，當涉及到這部分核心時，所謂的節能減排和低碳，也就不過成了花拳繡腿。
茅于軾：正如上述兩位所說，政府作用無法發揮，就導致減碳的效果暫時看不出來，但一旦進入減排，成本是馬上就會產生的。要搞低碳經濟就得犧牲一點別的目標。可能要犧牲GDP的兩個百分點，或者一個多百分點。
茅于軾、蘇明、韓曉平、黃杰夫、陳津恩、胡大源
南方周末：在低碳經濟建設中，政府的作用如何發揮？
韓曉平：在政府、技術、市場這三個環節中，政府是被排在第一位的，政府需要去積極推動，并為新能源技術的應用創造環境和條件。所以，新能源技術的背后一定是政府清晰的戰略選擇。技術革命就是要改變利益格局，會使很多既得利益者受到影響，例如電網公司，政府就需要進行調控。此外，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路徑，最根本的還是要因地制宜，發展分布式能源。目前依靠大企業建大規模的可再生能源電站，其實會給我們的社會帶來更大的負擔。我們需要一種更扁平化的系統，工業時代“金字塔”的模式，即企業越大越好已經不適合這一輪革命了。
蘇明：我認為，政府在制定行業政策同時，首先要加大財政投入，包括預算安排要加大力度，加強節能投資，并在加強投入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和完善投入的手段。例如目前實施的“以獎代補”，即把財政資金和節能量掛鉤。我還建議政府將對環保、低碳經濟有利的產品設備納入到采購名單中去。
南方周末：剛才在談論政府制定行業政策時，也談到了金融和財政支持。發展低碳經濟借助金融、財稅手段已經成了國際慣例，各位有何建議？
陳津恩：從事新能源的開發，我們感到政府政策指導至關重要，尤其是財稅政策。例如風能這樣的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免收增值稅。此外，我們從事的節能減排服務，現在稅收的問題也仍沒有得到解決。在稅收方面缺乏一些相應激勵。
蘇明：最重要的還是要改革現行的稅收體系，我希望盡快出臺資源稅，并在適當的時機要出臺碳稅。此外，我們還可以借鑒國外的一些做法，例如英國建立碳預算的做法，把發展低碳經濟放在國家財政預算范圍內。
胡大源：我認為，探討實現低碳經濟問題其實就一條——提了多年的“理順價格”。依靠政府行政命令不可能解決問題，還是得利用價格機制。目前能源價格扭曲了市場供應，其實導致低價補貼了不該補貼的群體，卻沒有實現節能減排。
黃杰夫：中國的政策已經很明確，對外，40%至45%碳強度減排目標是自主的，對內據發改委的說法是強制的。在碳減排稀缺性的情況下，價格信號就呼之欲出。如何圍繞價格，形成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市場機制，顯得更為緊迫。就如證券市場一樣，我們接下來要考慮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形成，指標分配、場內場外交易、現貨交易、期貨交易等體系的建立。只有這些市場層次建立起來，并確定市場的參與者，完善自我監管機制和核證審計制度，才能真正發揮金融杠桿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