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所言，近一段時期重金屬污染事件“呈高發態勢”。
多位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在對涉重金屬大型項目環境風險擔憂之余，更需關注的，是現有重金屬冶煉落后產能的無組織排放“死灰復燃”和“夾心層”企業的苦苦支撐，這些落后產能正成為有毒廢水、廢氣的排放源。
“在一些重金屬冶煉行業，采用先進技術和采用不達標技術相比，同樣的產量帶來的排污量相差上百倍。”一位有多年重金屬污染防治與控制經驗的專家表示。
隱患
多地重金屬企業環境風險大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薛志鋼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近年來爆發的“血鉛”和“含鎘大米”等事件已引起環境監管部門的高度重視，去年我國出臺了《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長株潭、貴州銅仁、甘肅白銀、遼寧葫蘆島等有色金屬主產區都被劃入重點區域。國家正在采取嚴格的措施控制重金屬污染。
盡管如此，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僅在7月當月，江蘇、廣東、云南等地密集進行的重金屬污染排查和排污企業整治行動中，重金屬企業仍暴露出許多環境隱患。
其中，江蘇省近日組織專項督察組對重金屬污染防治工作進行督察，暴露了四方面主要問題。一是個別企業超標排放現象仍然嚴重。少部分涉重金屬企業存在治污設施設置不齊全和管理不規范、運行不正常、不能穩定達標排放等問題，如某電鍍公司等嚴重超標排放。二是環評和“三同時”制度執行存在“短腿”現象。個別企業存在著未批先建、批建不符、久試不驗等問題，如某公司至今未通過驗收，部分電鍍生產線無廢氣治理設施，已被某市環保局處罰，但現場檢查時這家公司仍在生產，未落實某市下發的停產整治決定。三是通過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還有“漏網之魚”。四是涉重危險廢物轉移還有“漏洞”。
本月公布的《內蒙古自治區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2012年度實施方案》也坦陳：“目前仍存在部分地區涉重行業比例較高，企業布局不盡合理，歷史遺留問題較為突出，企業治污能力不強，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基礎工作相對薄弱，環境監管能力不足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區有色生產加工基地戰略的深入實施，重金屬污染物總量減排和風險防范壓力較大，任務艱巨。”
防范
落后產能恐“死灰復燃”
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日前強調，重金屬等經長期積累，近一個時期不斷引發重特大環境污染事件，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中央領導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國務院文件將其作為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任務，各級環保部門應作為重中之重，進一步加大執法監管和行政問責力度，爭取盡快扭轉事故高發態勢。
在公眾近期對涉重金屬大型項目的環境風險產生擔憂之余，上述從事重金屬污染防治與控制研究的專家呼吁，更值得引起重視的，是重金屬冶煉企業的無組織排放。該專家舉例稱，云南紅河和文山、廣西河池等非法使用落后工藝的小型鉛冶煉企業在勒令停產后又悄然復產，另一些小型冶煉企業則轉移寧夏等地。
環保部相關人士7月30日對此回應稱“燒結盤等落后工藝是我國產業政策禁止的，上述工藝根本無法達到準入條件，我們一直在打擊。”
上述專家還告訴記者，這些小型重金屬冶煉企業要達到產業準入門檻，必須斥資10億以上更換全套生產線，這還不包括煙氣收集等治污設施的投入，“這是小型企業完全做不到的”。該專家稱，如果不進行關停并轉，僅以鉛冶煉行業為例，低于當前產業準入條件的企業占當前企業總數多達40%。
該專家算了一筆賬：我國重金屬冶煉行業的普遍情況是，主金屬冶煉由于環保投入大“是賠錢的”，主要靠原礦中尚未計價的金、銀、硒、鎵、銦等元素實現盈利；但某些小型冶煉企業由于基本不進行環保投入，主金屬冶煉“是賺錢的”，因此某作坊式重金屬冶煉企業甘心于將價值上千萬的含鋅、鎘廢水排入江河。
薛志鋼則認為，更需要引起重視的是那些處于“夾心層”的涉重金屬企業。“近年來，新上馬的大型項目基本上能達到國內和國際先進工藝水平；而小型項目由于達不到行業準入條件也基本上無法進入立項程序。環境風險較大的涉重金屬企業主要是那些早些年投產的、尚未納入五小(小煤礦、小煉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電等)企業淘汰范圍、但在工藝上遠遠落后的企業。”薛志鋼表示。
以鋅冶煉行業為例，薛志鋼說道，國家已下大力氣淘汰土法煉鋅等落后產能，還對一些過去非法生產猖獗地區開展了專項整治行動，但對于一些夾在土煉鋅企業和行業先進企業之間的“夾心層”企業，由于年產量、單位裝置生產量等指標恰好高于淘汰企業條件，就在行業工藝水平的平均線之下“苦苦支撐”。
問題
技術不足標準落后
對于相關企業違法排污，即便今年初九部委啟動的環保專項行動宣告“重中之重仍是重金屬污染”，但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曾坦承，我國在涉重金屬項目環境安全等方面技術儲備不足。
《經濟參考報》記者從有關方面了解到，通過對“十一五”期間環保部審批的擬建、在建以及處于試生產階段的涉重金屬共計25個建設項目進行的全面排查顯示，總體上，各建設項目發生重金屬污染事故的概率較低。
然而，在重金屬對農作物的影響方面，作為環境質量現狀調查的常規要求之一，所有有色金屬冶煉及化工類項目均開展了土壤重金屬本底值調查工作。但農作物現狀調查工作為《重金屬污染綜合防治“十二五”規劃》出臺后的新要求，因此本次排查所涉及的多數項目未開展此類工作，僅3個有色金屬冶煉項目進行了農作物現狀監測。
環保部環評專家、長沙有色冶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環保部部長楊運華解釋稱，進行土壤重金屬本底調查或農作物現狀調查是為了摸清項目引進前的環境質量現狀和環境容量，日后一旦產生環境糾紛，可參考此前調查所獲的本底值、背景值，裁定土壤或農作物是否受到項目排放的重金屬影響，“但以前相關環評法規并未強制要求實施上述調查，技術導則中的相關要求也較為原則。”楊運華說。
而在重金屬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方面，按照職權劃分，人體健康相關問題的管理權限不在環保部門，而且人體健康方面的評價方法及評價標準尚不健全，因此，25個項目均未開展人體健康調查工作。
盡管耗時耗資，但北京礦冶研究總院一位專家對此表示，人體健康調查是規避企業日后環境糾紛的一道“保險栓”。他舉例稱，此前因西部某地存在鉛礦，當地居民血鉛本底值較高，某鉛冶煉企業通過人體健康調查獲知這一情況后，決定調整項目選址。
但進行人體健康調查并非輕而易舉。楊運華舉例稱，此前承擔的某地涉重金屬項目環評，對評價區一所小學的學生進行血鉛取樣測試。在沒有明顯鉛污染源的情況下，血鉛測試結果出現多個超標，有的甚至超標6倍。為調查超標的原因，對調查樣本進行了復查，復查時將同一個樣本委托三個有血鉛測試資格的權威機構進行測試，結果每個機構測出的值都不一樣，有的超標，有的不超標；有的第一次測超標，第二次復查又大大低于標準。
除了人體健康調查承擔機構的技術實力不足，楊運華還表示，我國重金屬的質量標準、排放標準體系尚不完備，且標準值間存在一些問題，亟待完善。比如《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對鉛年均濃度、季均濃度限值高于《大氣中鉛及其無機化合物的衛生標準》值。最新國家重金屬排放標準的個別指標寬松于有些省的地方老標準，且標準本身并未覆蓋所有污染物，有可能存在交叉執行的問題。薛志鋼則舉例稱，最新版《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已將汞納入標準體系，但鉛、類金屬砷等其他重金屬污染物尚未納入該標準，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薛志鋼還建議，為了減輕企業環保投入壓力，應該加強多污染物協同控制的技術攻關，爭取實現一套設備控制多種污染物，“不要今天控制某項污染物，企業就要上馬一批設備；明天又規定控制某項污染物，企業又要新上馬一批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