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弗勒的緊急求助函之所以引發多方關注，是因為按照舍弗勒所說，由上海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供貨的滾針如果斷供，將導致49家汽車整車廠的200多個車型從9月19日起開始陸續全面停產，“理論上這將造成中國汽車產量300多萬輛的減產，相當于三千億人民幣的產值損失，局勢十萬火急”。這封緊急求助函出現在網絡上，“甚至出現了一些‘環保沖擊實體經濟’的聲音”。
“環保沖擊實體經濟”說，是污染企業抵制環保的一個托詞，也是那些對污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政府有責部門的搪塞語。環保與實體經濟之間，當然有聯系，當然不完全是正比例關系，也當然會在一定地理及氣候條件下影響乃至限制特定類型的實體經濟的選址、設項和發展。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是，實體經濟究竟能否在環保的約束下發展，究竟能否與環保約束形成共存共生的關系。
從當今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現實看，實體經濟完全可以在環保的約束下發展，也完全可以與環保約束形成共存共生的關系。問題在于，這種宏觀層面的關系，在一些地方一進入微觀層面，就成了毫無意義的空氣振動。許多地方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將環保硬約束變成了投資軟環境的一部分，利用公眾損益于環保的利益難以量化計數的特點，將公眾利益、社會利益讓與投資者，從而既破壞了自然環境，也破壞了社會公平。
許多從事實體經濟的企業，并非由于技術條件限制而“非污染不能生產”，而是在環保約束下的生產會加大成本、減少利潤。但是，這其中的問題卻正在于，企業壓縮環保成本所增加的利潤，會順理成章且合法地揣進投資者的腰包；而其壓縮的環保成本所產生的污染后果，則肯定不會由投資者“獨享”，而無可避免地為公眾所“共享”。
許多投資者，在投資預算之時，根本就沒有將環保約束考慮在投資成本和生產成本中，似乎污染就是實體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應然后果。而各地在環保約束方面非依法律的松緊不一，不僅給了投資者節約環保成本的可乘之機，更給了環保約束松弛的地方以更加松弛的動力，從而將環保約束緊的“良幣”排除在投資者考慮的范圍之外。
這樣就造成了污染企業不僅污染了環境，而且還理直氣壯的現象。一些污染企業，不思整改，一遇環保動真格，就撒潑耍賴，威脅撤資關廠，以停工戕害實體經濟發展為由，要挾環保部門。這樣的污染企業，停工就停工吧；這樣的實體經濟，不發展就發展吧。這樣的污染企業，這樣的實體經濟，其所造成的污染后果，治理起來，將花費比公眾和社會從其發展中所得“紅利”多得多的成本，不僅得不償失，而且還貽害發展觀念、道德標準。
上述界龍公司因無環評審批手續，早被列為環保違法違規“淘汰關閉類”的建設項目。地方政府相關部門曾在去年12月、今年3月兩次告知企業停止生產，9月4日也再次警告其將“斷水、斷電”。對如此硬挺企業，關不足惜，早關早干凈。
